邓小平沉重“问号”启动改革
搞了20多年还穷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青岛市情网  发布日期:2012-10-10  作者 : 曹 普
     改革开放作为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从我国自身情况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二是从外部情况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30年前,是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然而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记载,“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至1968年底,中科院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人人心向往之却只能望而兴叹。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在农村,安徽的农民生活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邓小平打出的沉重“问号”
  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大家看,“文革”时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所要追求的那个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如此体现的吗?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还有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吗?人民能答应吗?中国还有希望吗?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更是如此。从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
  巨大的差距与震撼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大家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间,虽然各项工作有所前进,党的指导思想却仍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不正常状态。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激烈交锋,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有力支持,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公开支持《实》文的观点,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也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台湾)中,有27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不赞成“两个凡是”,从而造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不败之势。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贡献和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把人们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的提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
  真理标准讨论热烈开展半年多了,改革开放开始酝酿了,工作重点转移也提出来了,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改革开放只是酝酿,到底改不改、开不开;工作重点转移虽已提出,到底转不转移,何时转移;真理标准讨论究竟谁是谁非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从党中央来说,都还没有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都属“悬而未决”。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农业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等,也需要研究。这样,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并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就提出来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个眼前的、现实的背景。
  按照我们党的惯例,在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往往要先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为全会召开做准备。这样,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就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得一波三折,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为天安门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四是进行中央人事问题酝酿等。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由于前期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就结束了。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有了这三个“拨乱反正”做基础和保障,再有了前面的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全会正式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就水到渠成了。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第4页)。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某个人的“臆想”,而是中国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是“内忧外压”的形势所逼迫出来的。当然,这个选择本身也经过了较量和斗争。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顽强生机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正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中国社会才在此后的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试想:如果当初不作这样的选择,或者做出别样的选择,继续闭关锁国,继续固步自封,继续陷在僵化封闭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脱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背离,—— 现在的中国,会是怎样一个中国呢?现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是怎样一副面貌呢?现在中国十几亿的老百姓,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2008年9月29日、10月6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