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佐臣

1905年，胶澳租借地的主政者留给世人的突出印象似乎是两个字：“收缩”。一个是包括整个租借地在内的自由港收缩为保税区，保税区的栅栏墙圈定了大港和小港；另一个是军事收缩，11月，《中德胶高撤兵善后条》落墨，德国在胶州、高密两地的驻军，抛下耗费巨资的营盘撤回租借地去了。赴任途中，他开始为撤兵奔走
　　1900年，德国以“护路”为借口驻兵胶州、高密。次年，《辛丑条约》在京签订，内文“各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胶高驻兵便由条约形式合法化，一直拖至1905年。胶高驻兵时，袁世凯正在山东巡抚任上，而将胶高撤兵提上议程的，却是其后任杨士骧(1905.3.～1907.9.任山东巡抚)。从时间上看，杨在赴任途中，便开始为胶高撤兵而四处奔走。2月，路过天津时，杨便往直隶总督衙门会晤袁世凯，提出德军在胶高驻兵已久，不仅逾越了双方约定的百里以内的中立区界限，也超出了双方规定的驻扎期限，必须立即商令撤兵。其时，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衔外务大臣之职，位高权重，凡涉外事务概由他一手经办；再者胶高驻兵，袁是过来人，“解铃还须系铃人”，胶高撤兵没有袁的首肯便无法向德方提出交涉。应当说，杨士骧天津之行恰逢其时。当时，袁正与各国商撤在天津租界的驻兵，将胶高撤兵纳入撤退洋兵的总体框架，也便于借风使船。杨士骧后来与德方的交涉虽几经波折，但基本进展顺利，可见袁对于胶高撤兵不仅给予乐观的承诺，而且他领衔的外务部还给予积极的推助。当然，另一项“赞助”也未可小觑，袁答应派北洋巡警官刘全富到山东选练巡警，以备胶高撤兵后承担护路之责。出访青岛的第一回合
　　一切摆布停当，杨士骧决定出访青岛，会晤德国胶澳总督汪然美隆（一写作师孟），敦促胶高撤兵付诸实施。实施的笫一步是双方订约，而订约则涉及胶高撤兵的时间、步骤、中国巡警的名额、驻地，以及德国兵营的移交，而兵营移交又牵出折价问题……也许杨士骧是继周馥之后第二位访问青岛的山东巡抚，从现存的图片档案中不难揣知这位逼迫德方收缩防线的巡抚大人到达青岛时的种种礼遇。但胶高撤兵的谈判看似波澜不惊，却也处处波翻浪涌。谈判一开，双方的争端集中于一点：中方是否需要支付40万两白银接收德国人的兵营？中方坚持认为，德国兵营的造价已包含在庚子赔款中，如再次索价，是让中方为此支付两次偿金。而德国人的声音却是：“至少高密（兵营）排除（庚子赔款）之外，该处兵营设施完全是在1901年11月开始建的，于1900年开始并于1901年迁入的胶州兵营，我不相信它们与北京的谈判（指签订《辛丑条约》的谈判）有什么关系？”（德国胶澳督署关于胶高撤兵事宜给德国驻华使的密函）这种声音直至《胶高撤兵善后条款》开始双方履约之后仍在喋喋不休。
　　据史料考证，杨士骧出访青岛的第一回合之后，双方再次约定在胶济铁路的胶州——高密段会面，并且着手对胶高两地的兵营进行考察、评估。中方最终接受了德国人提出要40万两白银的偿价。中方的让步，主要基于对中国护路警住所的考虑，同时把兵营用作中方官员的办公地点或兴办新学也是应急之需。
　　但这次中途会面，双方仍未就胶高撤兵拍板，汪然美隆只是含糊地答应回青后再行商量。这段时间，汪实际上是在观望天津租界撤退洋兵的实质性进展，直到天津撤兵明朗化之后，汪才派代表去济南议订撤兵善后事宜。撤兵条款是杨士骧拟订的，德方代表看后表示不敢作主，便携条款折回青岛交总督亲订。
　　双方商定的过程直到11月才有眉目。11月11日，杨派山东直隶候补道徐抚辰、留山东的候补知府李德顺、胶州直隶州知州余则达三人赶赴青岛，在杨士骧拟定的条款基础上再次与德方磋商。11月28日，《胶高撤兵善后条款》正式订立，签约地点在济南，汪然美隆以正式缔约人的身份赴济南签约。来自中国民众的心灵抗阻
　　用“化干戈为玉帛”来评点胶高撤兵的“怀柔”之举，只能是殖民者的一厢情愿。销兵息戈的表象下，另一场干戈接踵而来，只不过换了道具而已。5年的时间隔断太单薄了，一切恍然如昨，中国民众的记忆不会被“玉帛”取代。 1902年德国胶澳督署致国会的备忘录称：在本报告年度内，当地人民对德国政府的信任表现在大批中国人纷纷来租借地定居，尤其是许多殷富的中国商界人士大批定居这里。和这篇文字相反，1901年11月24日《青岛官报》报道了骇人听闻的“高密事件”，据德方统计的数字，在这一事件中，中国居民死亡117人，伤107人，在135户中有20户全家被杀，共有20座房屋被烧。这段史实发生在胶高驻兵之初。此后，在修筑胶济铁路过程中，一系列流血事件一演再演，中国民众血的付出，浸透了一部胶高驻兵史,岂能被“玉帛”涮空记忆?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化不可能通过强权来推进，而必须表现为一种社会需求。在这种需求没有表达之前，外力的强行扭曲必然导致来自民众社会的强大心灵抗阻。胶高驻兵把外力的强行扭曲诉诸武力，中国民众的心理反弹尤甚，连殖民者都感到，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与西方移植的“现代化”的内在交融，以及对“西方文明使者”的“鼓舞和示范”的积极回应，因为胶高驻兵而变得十分遥远。胶高驻兵导致过分的武力报复，在中国民众中植根了一种“新的爱国主义情感”，其表现不是简单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冲撞与情感裂痕，也不是“彼此不去闻对方的味道”而表现的克制和规避，而是民众的强烈敌意和紧张对峙，不断出现的以暴力抗击暴力和冤冤相因的武力报复。这是导致胶高撤兵的主要原因，它比一场危机给予殖民者的警示更直接、更强烈。胶高撤兵的助推手——卫礼贤
　　推动胶高撤兵还有一个重要的幕后人物——卫礼贤。他一直不赞成动用武力来推进租借地建设，并试图以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影响殖民当局。1904年他提出将驻扎高密的占领军撤回青岛，以实践“怀柔之策”，引起殖民当局对他的不满。但一年之后，胶高撤兵终成事实。表面上看，德国胶澳督署最终接受了卫礼贤的劝告，认同了对中国社会心理不能毫无所知，对中国民众的精神取向和信念不能视而不见，实施“怀柔之策”可以减小中国民众的心理抗阻等等，但最终是基于殖民当局的根本利益来决策撤兵的。当时，支撑胶高驻兵的大笔军费开支已难以为继了。
 　　一年的转弯期似乎太快，由此可见德国对外政策风标掉转对于胶高撤兵的影响力，另外，也是天津租界各国撤兵的大环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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