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荡漾着青春气质、充溢着文化风情的青岛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可以充分感受到青岛这座年轻城市曾经有过的激情澎湃、昂扬奋进的历史风云。曲里拐弯、高低起伏的狭窄街巷，独具匠心、风格迥异的小楼宅院，见证的是一段段渐行渐远、不可复制的沧桑岁月。20世纪30年代，青岛出现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大师云集、群贤毕至、文化井喷、硕果累累的文化与教育繁荣的景观，尽管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却也令人动容不已、难以忘怀，直到今天都成为让这座城市引以为傲、频频展示的宝贵财富。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一缕文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一景观。
就是在这样一片名人故居聚集的区域之内，有这么一条街道格外引人关注——龙江路。这条龙江路之所以备受瞩目，缘于民国时代青岛最著名的大学的前后两任校长，即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和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都曾住在这里，前者的故居是龙江路11号，后者的故居是龙江路7号。相比较于前者在青岛担任校长短暂的两年时间，后者在青岛两次出任校长总共达七年时间，显然要长许多，在青岛这座城市留下的痕迹也就更重一些。于是，赵太侔与龙江路7号故居一道，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时光的磨砺，愈发熠熠生辉，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绿树掩映之下的龙江路7号，一座孤寂的别墅小楼，默默地矗立在历史的烟雨之中，一晃就是将近100年，如同其曾经的主人一样，“寡言笑”。“寡言笑”，这个评价，是有出处的。与其打过交道、私交甚笃的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曾这样描述这位大学校长：“‘寡言笑’的人……饶有六朝人风度。”小楼曾经的主人的这种性格，会不会冥冥之中传递给了这栋建筑、从而赋予了这栋建筑与众不同的风格呢？走在龙江路上，仔细端详曾经在青岛挥洒理想与抱负的这位大学校长住过的这栋建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会浮现出他的人生、他的追求以及他与青岛这座城市之间所发生的斑斑往事。
意气风发的读书人
赵太侔（1889一1968），原名赵海秋，又名赵畸，字太侔，山东益都（今青州）人，现代著名的戏剧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一腔热血的爱国者、追求进步的读书人。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秉持的价值追求。赵太侔是从齐鲁大地、礼仪之邦走出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身上集聚着、浓缩着、散发着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和读书报国的群体优点，每到历史进步的重要节点，总能审时度势、顺应时势，做出应然的判断与选择。辛亥革命前夜，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高高地举起了以“三民主义”为标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1906年，正在青州府公立中学堂读书的赵太侔加入了同盟会，由此跻身于山东早期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党的行列之中。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此刻正在济南的山东陆军小学堂读书的赵太侔，积极投身山东的独立运动。当济南的革命党人惨遭失败以后，他辗转逃到青岛，经上海，前往山东革命党人聚集的另一个据点一－烟台，一度出任烟台军政府军务科的科员。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篡夺果实，赵太侔悲愤之下，1914年来到北京，一心求学，走上了读书报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先人北京国民大学（中国大学的前身），后入北京大学攻读英文，这为其后来的人生道路与学术趋向奠定了基础、也铺平了道路。彼时的北京大学，蔡元培为校长，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鹄的，聚集了一批学有所长、思想新锐的教师，也培养了众多生机勃勃、志存高远的学生，其中就有后来叱咤教育界、极具影响力的“山东四君子”，即何思源、傅斯年、杨振声和赵太侔。北京大学俨然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培养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大学毕业之后，赵太侔漂洋过海，远赴美国纽约留学，人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先后攻读和研究心理学、英国文学和戏剧，为其归国之后的职业选择埋下了伏笔。
1925年6月1日，赵太侔、闻一多等人学成归来，在上海上岸。就在此前一天，这里发生了五卅惨案。可以说，在五卅运动的风潮激荡之下，这些留学生踏上了祖国的大地，感同身受，触动颇深，忧国忧民、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深深地植根于内心深处，终身不渝。
赵太侔一开始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担任戏剧系主任，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教授他在国外迷上的戏剧课，准备投身中国的戏剧事业。不久，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风起云涌，一介书生的赵太侔，南下广州和武汉，参加革命，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秘书、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等职，参与了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之后，赵太侔回到山东，目睹惨烈的政治斗争，逐渐生出厌倦之情，遂退出政界，投身戏剧与教育事业。
一往情深的戏剧家
纵观赵太侔的一生，最令他心仪着迷并全力投入的是两大事业——戏剧与教育，建树颇多，青史留名。
赵太侔的戏剧探索与教育实践，从来都是捆绑在一起的，培养人才、薪火相传始终都是他的初心使命之所系，他与志同道合的学人挚友利用在美国留学期间所积淀的丰富学养和所形成的世界眼光，办学育人，孜孜以求，在中华大地上撤播下了无数蓄势待发、厚积薄发的人才种子，演绎出了戏剧与教育双丰收的动人传奇。
1929年，赵太侔在济南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官办的省级戏剧教育机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出任院长。该院致力于推广“国剧”，将传统京剧与现代话剧融为一体，培养相关人才，崔巍、李云鹤等均为其学生。不久，赵太侔来到青岛从事高等教育，先后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及教务长、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等职。李云鹤因为生活无着，也来到青岛投奔乃师，被他安置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在中文系当旁听生。
国立山东大学
在青岛赵太侔工作的大学中，图书馆里还有一个人物，在当时非常出名，这就是以出演《莎乐美》《卡门》等剧名扬天下的话剧演员俞珊。1933年12月，44岁的大学校长赵太侔与25岁的图书馆职员俞珊喜结连理，一时传为佳话。只不过，这段婚姻持续时间并不长，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大学校长与性格开放、能言善辩的话剧明星，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俞珊的弟弟俞启威，也来到了青岛，人读国立青岛大学物理系。俞启威的另一层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一度出任中共国立山东大学支部书记和中共青岛临时市委宣传委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俞启威等人组织了“海鸥剧社”，李云鹤等也曾参与其中，这是山东省的第一个红色革命剧团，上演过《月色升起》《工厂夜景》《放下你的鞭子》等剧作。1933年7月，因叛徒出卖，俞启威被捕，押送至济南关押。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出面营救，俞启威才走出囹圄。“海鸥剧社”之所以活动频频、影响巨大，与对话剧情有独钟的校长赵太侔的默许甚至暗中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抗日救亡运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赵太侔做出了明智而正确的抉择。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赵太侔一度辞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职务，回到北平，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继续他的“国剧”推广与教育实践。北平沦陷之后，该校内迁至湖南沅陵，赵太侔卸任。来到陪都重庆后，他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戏剧组组长，不久，随着机构调整，他转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剧本整理组主任。这时他肩负着沉甸甸的重任，国破家亡之际，如何拿起戏剧这个独特的武器，配合战场上的斗争，成为不容回避的话题。他对于戏剧的满腔热忱，化作了在各地上演的救亡剧作，起到了振奋人心、激发斗志、救亡图存、战胜敌人的作用，为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桃李满园的大先生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在一片荒芜和残破之中应运而生，杨振声出任校长，赵太侔作为推动这所大学创立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被聘任为教授，后又出任教务长。来青岛之前，他在济南不仅担任过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且还担任过山东省立一中的校长，与同在济南的齐鲁大学教授老舍交谊颇深。1932年，杨振声辞职，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出任校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经历了全面抗战之后，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复校，赵太侔第二次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这不仅在国立山东大学校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教育史上都极为罕见，仅此一点，就足以反映出赵太侔的影响和地位非同小可。
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时的赵太侔
相比较而言，位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区位优势并不明显，所能获取的教育资源亦十分有限，办学经费一直捉襟见时。与其前身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挂冠而去、洒泪相别如出一辙，赵太侔在青岛的第一个校长任期之所以短短四年就告终结，也与经费短缺等因素不无关系。至于其第二个校长任期，更是举步维艰、烦恼不断，除了国共内战、局势动荡等大环境因素之外，也与拆东墙补西墙的经费问题甚至还有此起彼伏的学潮问题、美军霸占校舍拒不归还问题等不无关系。
办学经费稀少，赵太侔就开源节流，办精致的、有特色、高质量的大学。据统计，1935年，该校拥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行政人员极度压缩，仅占教职员工的五分之一，算上校长、院长和办事员在内，只有区区38人，行政开支只占全部经费的六分之一。1946年，与时俱进，全校设立5院14系，瞄准二战中崛起的新兴科学，有的放矢地培养人才。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30日《大公报》报道赵太侔第二次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值得称道的是，赵太侔有着超前的眼光和开阔的格局，以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办跻身一流行列的大学。第一次校长任内，他尝试进行通才培养、通识教育，为此，在国内率先进行打破文理分科、壁垒森严的传统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将文、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此举受到乃师蔡元培的高度赞誉：“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他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学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东西，理科的学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课程。所以，山大合并起来办是非常好的。’
第二次校长任内，他更是看到二战之后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兴学科蓬勃崛起的现实与前景，为了赶上这个潮流，主动顺势而为，着力发展原本就已经有了良好基础和发展潜力的海滨生物学、海洋物理学、气象学、水产学等与青岛这座城市紧密相关的前沿学科，为青岛后来成为驰名天下的海洋科学城创造了条件。
办好大学，赵太侔有两个抓手，一方面，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另一方面，求贤若渴，延揽英才。这是当时的国立山东大学挺立潮头、傲视群雄的关键所在。
作为一校之长，赵太侔一直有个好习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下各种思考，尤其是关于各路英才的信息，恨不得将天下英才尽都聘到青岛来。早在济南就相识的老舍来了，在青岛期间完成了其代表作
《骆驼祥子》，一直住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火逼近这座城市，才离开，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部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煌煌大作。抗战胜利后，山大复校，赵太侔原本想再度聘请老舍过来担任文学院院长，不料，正在美国纽约访学的老舍，志不在此，1947年9月5日，复信赵太侔，予以婉拒：“弟至多只愿教课数小时，文学院长责任过重，非弟所敢承担。聘书璧还，一切俟见面妥为商议。院务不便久弛，祈及早于故人中选聘，为祷！”
抗战胜利后，为了发展海洋科学，赵太侔争取在山大成立了水产系，这是中国第个本科水产系。他相中了当时世界最著名的海洋科研机构——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朱树屏，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朱树屏来青，哪怕是借调一年也行。为此，与位于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和位于昆明的云南大学争夺这个人才。功夫不负有心人，1947年9月12日，朱树屏来到青岛，当天晚上，赵太侔就设宴款待了这位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礼贤下士之风显露无疑。朱树屏的到来，带起了一个品牌专业、一个拳头学科，山大不仅办起了水产系，还办起了水产研究所，这是该校第一个研究生专业。1948年8月1日，朱树屏递交了辞呈，履约前往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职，赵太侔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在解放前夕最混乱的日子里，身为校长的赵太侔坚决拒绝将山大南迁，他自己也躲进了山大医院第四病区的病房中，称病不出，躲过了敌人的威逼利诱，没有去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留在青岛，在山东大学及后来的山东海洋学院外文系任教，作为民革成员，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常委，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曾在汉字简化领域进行研究，并发表过相关研究成果、提出过相关建议。可惜，“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8年4月25日在栈桥跳海自杀，时年79岁。
1949年除夕，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水产系全体师生合影留念
海水涛涛，带走了一代学人赵太侔的生命，却无法带走他的灵魂与精神。从历史中走来的赵太侔，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中，也留在了青岛人的记忆中。曾经的国立青岛大学和国立山东大学，桃李满园，在难以计数的莘莘学子的心目中，他们的校长赵太侔先生永远是一座值得敬仰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