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刑事审判
2019-11-26

1897年11月14日德国侵占青岛,第二天,德国侵略军就发出布告:“倘有匪徒敢滋事端,立即按照中国律例从严究办,若对德人行凶加害,则照德国军法严惩,决不宽恕。如有华民控诉事件,华官应一概禀经德国巡抚批准,不得擅自接受。”1899年5月15日,德国总督颁布《中国法律照旧施行章程》。

解国侵占青岛后对华人适用的法律是:德国法律、胶澳总督府颁布的法令、中国法律。德国法律除适用于华人与非华人共同犯罪案件外,其他案件必须经德国总督批准才能适用。1903年10月至1904年10月,青岛医法院审理刑事案件3285件,李村区法院审理刑事案件153件。

1914年11月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宣布施行军政。11月19日颁布了《军政施行规则》10条,规定中国居民的一切活动均须经军政署批准方可进行,倘有违犯,无论何种理由,从严惩办决不宽恕。

1922年北洋政府统治青岛后,承认日本侵占青岛时期对刑事案件的裁判。1922年12月20日,国务会议通过胶澳商埠华洋诉讼办法:该办法规定:胶澳商埠区域内华洋诉讼案件由华洋诉讼审判所审判,但以外国人要求观审的为限,以外交部派驻胶澳商埠交涉员为其上诉机关。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青岛地方审判庭对华洋诉讼及无领事裁判权国人诉讼案件,在审理时维护了外国人的权益,外国人来庭候讯者没有不便之感,中国人却要受到刁难。1923~1927年,青岛地方审判庭审判华洋诉讼案件547件,刑事案件4071件,无领事裁判权国人案件65件。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青岛后,施用1928年3月正式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1935年1月又施用南京国民政府新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青岛临时法院执行“青岛治安维持会”及“青岛特别市公署”颁布的有关法令。华北临时政府将“青岛治安维持会”及“青岛特别市公署”颁布的刑事方面的法令废止后,青岛临时法院及青岛地方法院除执行华北临时政府颁布的法律外,还执行华北临时政府认可的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法律。

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统治青岛后,青岛地方法院对侵华美军犯罪没有管辖权。1946年5月7日,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公开审理1945年逮捕的前伪市长、汉奸姚作宾,判处其死刑(未执行),其全部财产除留家属生活费外全部没收。1948年2月24日,山东高等法院青岛分院改判大汉奸姚作宾无期徒刑,并于青岛解放前夕将其释放。

1948年7月1日青岛高等特种刑事法庭成立以后,专办“触犯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的案件”。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对共产党嫌疑分子都予以逮捕。1949年1月31日青岛高等特种刑事法庭撤销,共判处刑事案件618件。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对高等特种刑事法庭所作的裁决不得上诉或抗诉。

青岛解放后,人民法院利用审判职能,迅速对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依法予以惩处,打击了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1949年6月5日,法院将汉奸姚作宾一举捕获。1949年12月,青岛市人民法院制定了《办理刑事案件暂行办法》,规定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是:凡本市发生或被告居住本市或在本市被捕的刑事犯罪。审理案件的依据是: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颁布的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及新民主主义玫策。合议审判时,由审判小组推一人为审判长,采取一致同意制,如不能一致时,提交审判委员会表决。独任裁判也以事先取得小组商定为原则。凡经审判终结的案件,均应制作判决书,并送达被告。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在处理刑事案件时一并处理。审判案件除涉及军事、国家秘密或有伤风化的案件外,一律公开审理,并实行陪审和回避制度。凡本院各级职员与经办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或与当事人为近亲属的,应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其回避。

1950年,青岛市人民法院对刑事审判程序做了进一步规定:一、传唤当事人使用传票,传票应注明被传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便于查传;二、传票在开庭前三四日内送达当事人;三、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6个月不结案,应附具理由,呈请延长审限;四、有教育意义的重大案件,组织公开审理,审理终结后,判决书公布于众。讯问完毕,笔录当庭宣读;再、不论案件轻重,一律制作判决书;六、较重案件的量刑标准,应由审判员报请院长核准,院长有最后决定权。

同年10月,青岛市人民法院从实际出发,结合青岛市具体情况,对审判制度又作了如下规定:一、庭讯。无论是公诉、自诉及各机关团体送来的刑事案件,审判员对原有材料详细阅卷,采取个别审问或共同审问及对质方式找出案件重点,对疑点进行就地调查或传讯证人,最后依法判决。二、就地审判。对有教育意义的案件,实行就地审判,吸收案件发生地进步人士参与审判,采纳群众意见。实行就地审判时,还可以进行就地宣判,就地执行枪决,以达到法制教育的目的。三、就地调查。深入群众,彻底了解案情,合笮合理地处理案件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保护国家利益和入民合法权益,适当地解决纠纷。

1956年6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规定中级法院及各区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市中级法院受理以下案件:一、重大反革命案件,如间谍、派遣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中的大道首;二、重大刑事案件,如杀人、放火、抢劫、伪造货币、重大责任事故、重大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等;三、涉及到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市级人民代表、华侨外侨、宗教团体代表人物、社会知名入士、地委级以上干部的刑事案件。区人民法跷受理以下案件:一、反动党团骨干、还乡倒算、还乡杀人、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包庇反革命、一般的特务分子、敌对阶级分子的造谣、破坏等,属上列案件如牵扯到没收财产问题时也由区法院处理;二、妨害公民健康、自由及人格的案件,如伤害、堕胎、强奸、侮辱、虐待、蓄意不支付赡养费等;三、贪污盗窃国家与公共财产,不满千元的案件;四、侵占公民财产案件,如盗窃、诈骗、勤索等;五、公务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如滥用职权、蓄意不缴纳法定的捐税,拒绝履行对国家应服义务,逃避兵役义务等案件。

1958年,司法战线搞“大跃进”,片商强调结案率,案件的审理,除重大案件全面阅卷外,一般都选择重点阅卷。对一般刑事案件审问过于简单,调查不深入即作出判决。1959年以后,对1958年的做法予以纠正,恢复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在量刑上依据中共中央“少杀、少捕,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方针,在案件的审理中,严格遵守案件审批制度。重大疑难案件报中共青岛市委审批。市中级法院报送市委审批的案件范围是:一、重刑案件,包括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案件,除报市委审批外,还须上报省高级法院审核后再宣判;二、党员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须判处徒刑的案件,一律报送市委审批后再行宣判;三、有关破坏党的中心工作的案件;四、没收战犯、汉奸财产

及其他反革命财产案件;五、有关统战、少数民族、华侨、外侨、高级知识分子、有代表性的团体及宗教人物、社会知名人士等案件;六`重本疑难案件,在适用法律上和认定事实上无把握案件,审判委员会有分歧意见的案件,或与部门之间有分歧意见的案件;七、有关内部肃反的重大案件;八、其他须报送市委审批案件。

1964年,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批范围做了重新规定:一、判处有期徒刑超过15年和无期徒刑、死缓、死刑的案件;二、区(县)管理的党内、政府系统、工厂、企业、文化教育界、工商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等副县级以上(包括副县级)的干部和相当于副县级以上干部犯罪的案件;三、中级法院与有关部门有分歧意见和法院内部有重大原则分歧意见(判刑与不判刑)和量刑上有重大悬殊的案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了法院,案件由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政法部管辖。刑事案件的审理方式是“一杆到底”,即由政法部检察组负责提请逮捕,审讯组预审,审判组判处,省略了起诉程序。案件量刑的标准由政法部法制处讨论决定。重大案件由政法部派人参加,向市革委汇报。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取消了陪审制度,重大案件公开宣判,案件审判后,即交付执行。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予以判处。重大派性案件,报青岛市革委会政法部审批,该部审批不了的,报省审批。1973年9月2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办公,刑事案件管辖范围是:审理公安局起诉的反革命案件、刑事犯罪案件、涉外案件,受害人或亲属直接控告的自诉案件。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办公后,对处理刑事案件审批范围规定:一、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审批下列案件:(一)凡需判处10年以上(不包括10年)徒刑的案件;(二)市直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中的中共党员干部,副科级以上非党干部和相当于该级人员犯罪的案件;(三)市级代表人物、高级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归国华侨中的犯罪分子的案件;(四)涉及“文化大革命”需要经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审批的案件。二、区、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审批下列案件:(一)凡需判处4年以上(包括4年)10年以下(包括10年)徒刑和判处管制的案件;(二)属区级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中的中共党员干部,区级以上非党干部相相当于该级以上人员犯罪的案件;(三)区级代表人物需判刑处理的案件。三、市中级法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受理、审批下列案件:(一)市级公安机关起诉或自诉的一审案件和基层法院移送的二审案件,判处10年(包括10年)以下徒刑的案件;(二)复核基层法院报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审批案件。四、凡判处3年以下(包括3年)徒刑的案件,由各区,县法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决定。

198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青岛两级法院根据该法的规定进行审判。

 

第一节  反革命案件

青岛解放初期,反革命残余势力、海外敌对势力不时派遣特务间谍进行破坏颠覆活动。青岛市人民法院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本着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将镇压反革命作为首要任务,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立即予以逮捕。青岛解放后第三天,即将大汉奸姚作宾逮捕归案。对公安机关起诉的案件,在量刑时,按照不同情况予以惩处。对罪恶大者处刑重,罪恶小者处刑轻;反动职位高者处刑重,反动职位低者处刑轻;在解放前犯罪者处刑轻,在解放后犯罪者处刑重;解放前后都从事反革命犯罪者加重处罚;在历史上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刑重;偶尔进行反革命者处刑轻:1951年1月,法院集中对46名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处以死刑。同年4月12日,又对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8月19日,青岛市人民法院对青岛市最大的汉奸姚作宾执行枪决。

1955年,全国开展了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青岛市人民法院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和“既合法,又要及时”的审判原灿及“少杀、长判、从严”的量刑原则进行审判。自1957年1月至1956年6月,法院重点审理反革命案件。其中,既有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有现行反革命抢劫凶杀、涂写反动标语、煽惑群众闹事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有美蒋特务机关派遣的间谍特务。对这些案件处理采取的措施是:凡有现行破坏活动和历史上有严重罪行、民愤大而又拒不坦白的顽固分子依法严惩;对真诚坦白的悔罪分子,一律给予宽大处理。如国民党特务徐培植,在香港接受国民党机关培训后,带密写药水于1955年1月潜入青岛,并数次向匪特机关输送中共军事、经济情报,被捕后拒不坦白,被从严判处。此案公开宣判后,震慑了反革命分子,教育了群众。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的明显增多,群众也纷纷检举揭发,特别是有些罪恶严重、潜伏隐瞒终深的特务分子也到政府投案。如潜伏特务李忠和是台湾当局特务机关中尉台长,解放后进行潜伏,继续与台湾当局特务机关保持联系,投递情报,听了宣判大会以后,主动向政府投案自首,被市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趁机蠢蠢欲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中共中央“对敌斗争要抓得紧一些”的指示,对涂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集团坚决予以打击。1960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理反革命案件357件。1962年全市共审判现行反革命案件43件68人。其中反革命集团案5件25人。如以孙泰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山东省分会”,自1962年2月开始与台湾当局特务机关挂钩,报告其行动纲领,表示其反动目的。以周瑞章为首的“敌后工作队”,散发反革命传单,投递恐吓信,煽惑群众,制造混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具体处理原则是:对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骨干分子以及幕后策划者坚决从严惩办;对从犯和投案自首主动交代犯罪者从轻处理;对反革命态度坚决者从严,对参加反革命组织后表示动摇的从宽;对群众中由于一时受蒙骗,虽然有过反革命言论或行为,但情节不严重的,一般都予以从宽处理;情节轻微,有悔改表现的,则不作反革命处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影响,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反革命和普通刑事犯罪的界限,审判反革命案件搞了扩大化,主要表现在:一、把某些群众,特别是历史上曾受过刑事处罚,或有历史其他问题的人,由于一时对政府的某项政策不理解而说了几句不满的话,或是发了几句牢骚,而被上纲上线,冠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伟大领袖”之罪,定成现行反革命犯,论罪科刑。二、因敢于伸张正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论罪科刑。三、把某些精神病患者在患病期间的胡言乱语和所造成的危害以所谓的“政治疯子”作现行反革命罪论处,有的竟处以极刑。四、将某些由于种种原因,并无政治目的,企图偷越国边境的,以图谋叛国罪论处。五、因进行宗教活动或是无知举动,被以反革命罪论处。如无业青年王滨元,男,是年21岁,平日喜欢写点稿件,曾因向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写贺信,获得回赠画报一册。在一次翻日历牌时,发现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为索要苏联画报,于1970年3月8日向苏联驻华使馆写信祝贺列宁诞辰。1970年7月19日,被以现行反革命通敌罪,判决免予刑事处分。1966~1976年,在审判的218件反革命案件中,属于上述类型的169件。

198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实施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对起诉的反革命案依法予以审判。1980~1986年,处理反革命案件32件。

 

第二节  一般刑事犯罪案件

青岛是山东省最后解放的城市,山东省境内大量的地主、恶霸、流氓地痞集中此地,盗窃(烟毒、强奸、经济犯罪、妨害婚姻家庭犯罪案件时有发生。解放初期,盗窃案件居多。这类案犯有的是偶犯,有的是职业小偷;他们盗窃国家财产,侵犯公民的合法所得。盗窃案件量多,犯罪成分复杂,社会危害性大,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青岛市人民法院以国家法令、政策为依据,积极开展了对盗窃犯罪的审判。对盗窃犯罪的处理采取了“宽大与镇压相结合,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对初犯盗窃罪的,根据犯罪情节轻重,处以3个月半年的徒刑;未满18岁家中无父母的,处6个月至1年徒刑,进行劳动教育改造;家中有父母者交其家长负责管教。对以盗窃为常业的,处l~2年徒刑,情节严重者加重处罚。

1950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以后,青岛市人民法院积极开展了打击烟毒犯的禁毒斗争,依据中央通令精神及政策规定,制定了对毒品犯罪案件的量刑标准。凡属吸食鸦片者,根据情况处半年左右徒刑,并根据经济情况科20万元(旧人民,下同)以上的罚金;贩卖者处以半年至2年徒刑,对惯犯及以毒品为常业者加重处罚。贩卖毒品犯李宝成、孙寿春,曾因贩卖毒品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仍不悔改,继续贩卖毒品,均被从重判处5年有期徒刑。自1950年1月至1951年8月,青岛市人民法院共审判处理烟毒犯罪案件459件,处理烟毒犯706名(其中吸食者278名,贩卖者268名,吸售者130名,其他30名),其中判处徒刑者635名,没收毒品烟±221两和大量烟具等物。经过严厉打击,烟毒案件大幅度下降,1953年只有8件。至1956年,再无烟毒发生。

1950年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实施,青岛市人民法院根据《婚姻法》等国家法律规定,结合青岛市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处理这类案件的政策。对有一般干涉婚姻自由和其他违反《婚姻法》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教育为主;对少数干涉婚姻自由,虐待甚至杀害妇女民愤很大的犯罪分子,依法予以恶处。1950~1953年,青岛市人民法院审判处理妨害婚姻宋庭刑事案件664件,1953年共处理杀害妇女及妨害婚姻犯罪489人,有效地打击了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行为。

青岛解放初,经济犯罪寨件也比较突出,为确保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青岛市人民法院于1953年成立了经济建设保护庭,专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1954年受理不法资本家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案件”7件。其中妨碍破坏税收案27件,偷工减料、骗取国家资财案21件,违反市场管理案10件,签发空头支票案10件,殴打工人及非法解雇工人案工2件,拖欠银行贷款29件,拖欠公款及公私纠纷案48件,拖欠工资及劳资纠纷案66件,违反粮食、食油政策案硅件。所收案件中,偷税额2亿余元,抗税额4.5亿余元,21件偷工减料案中骗取国家资财总额15亿余元。青岛东昌、建丰、瑞祥3户营造厂在承包黄岛、大福岛、栲栳岛、崂山头、三号炮台等海防建筑工程中,以偷工减料、虚报工料、粗制滥造等手段,盗骗国家资财6亿余元。致使工程建成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地基下沉、墙壁裂缝、营房倾斜、天棚脱落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海防建设的安全与巩固。案件经审理后,于1955年2月扭日在市永安大戏院召开宣判大会,分别判处东昌经理官兆润有期徒刑6年;副经理孙如三有悔改表现,从轻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判处建丰经理董士林有期徒刑4年,副经理孙松三有期徒刑3年。瑞祥经理姜云屮拒绝政府检查,携款潜逃,依法予以严惩,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追缴被盗骗的全部国家财产。

1954年开始,青岛市人民法院对在统购统销中破坏粮食政策的投机奸商,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粮食投机舞弊和贪污的违法犯罪分子按情节轻重依法惩处。对群众中因贪图非法利益,严重破坏国家粮食政策,教育不改的犯罪分子,给予适当法律制裁;对某些群众的落后思想和一般的不法行为,则坚持耐心说服教育的方针,不予制裁。19554~1955年,青岛市人民法院共处理粮食案件10件,12人。其中没收罚款的5人,教育释放的5人,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1人,管制1人,没收粮食4907斤,罚款700万元。

1949年6月至1956年底,青岛市共审理各类刑事案件1.19万件。

1958年青岛市投机倒把案件开始逐渐增多。一些工厂、企业内部的坏分子,利用职权,盗窃或套购国家物资,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农村基层干部、生产队采购人员中的投机倒把分子,用农副产品和大量公款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社会上的投机倒把分子以经纪人的面目出现,采取买空卖牢,招摇撞骗等手段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法院对下列情节者从严:一、内外勾结、组织投机倒把集团的主要分子;二、大犯、惯犯;三、用职权,大量套购或盗窃国家统配物资,严重危害工农业生产的;四、坏分子乘机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对下列情节者从宽:一、偶尔进行少量投机活动,情节轻微,后果不严重的;二、投案自首,彻底坦白交待的;三、对确因生活困难进行少量投机贩运活动的;四、贪图小利不明政策,因而做了一些违法的事,经教育宣传,洗手不干的。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投机倒把案件56件,案犯70名。其中判无期徒刑l名,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14名,判处5~9年有期徙刑17名,判处1~4年有期徒刑21名,判处缓刑的3名,处其他刑罚的10名,免予刑事处分的4名。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杀人、纵火、抢劫等案件明显增多。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些重大现行案件进行审理时,主动参与预审,提前阅卷,一经起诉,立即审判。如韩喜风杀人案,该犯解放前历任蒋匪军小队长、分队长多年,1959年因贪污流氓罪被判处管制3年,管制期间,仍不老实守法,与李××通奸。为达到长期与李同居目的,1961午11月3日夜,用铁锤将其熟睡的妻子砸死,又将尸体支解,分埋在几处。该犯于同年11月15日被捕归案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立即参与了预审,了解案情,破案后第1天即将案件报批手续办要,送省院核批,于11月23日执行枪决。

1962年,市中级人民法院规定:凡应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以上的普通刑事案件和反革命案件由市检察院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市中级人民渚院对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案件运用范自规定是:缓刑只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而不适用于反革命案件。在普通刑事犯罪中,适宜于宣告缓刑案件应是过失犯罪、责任事故、破坏婚姻家庭、侵犯人身自由、虐待等案件,而且必须具有缓刑的条件;对于情节严重和民愤较大的则应判徒刑而不宜宣告缓刑。对于抢劫、杀人、放火、投毒、盗窃、诈骗、投机倒把、贪污、流氓、强奸、冒充、伪造等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一般不应判处缓刑。累犯不应判缓刑。有下列情节之一者,可考虑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一、属于偶然性,构成刑事犯罪,但情节不严重而且对社会无危害性的;二、罪行不严重,坦白认罪态度较好或投案自首的;三、罪行不严重,如果执行徒刑就会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并给社会造成负担的;四、有严重疾病的;五、正在怀孕和哺乳婴儿的妇女;六、罪行不严重,具有专长的技术人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检法被“砸烂”,造反派夺取了审判权,他们采用逼供信,刑罚无辜,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1973年9月2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办公后,乍审理一般刑事案件中,打击的锋芒是行凶杀人、强奸(轮奸)妇女、贪污盗窃、破坏交通运输、扰乱社会治安等典型案件,以及刑事犯罪中的惯犯、教唆犯和重大犯罪分子。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还配合形势,选择典型案件进行公开审理。

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该《决定》,把打击经济领域中投机倒把、盗窃、索贿受贿等犯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中,严格区分经济犯罪与工作失误,经济上的不正之风与违反经济法规的界限。1982年审结经济犯罪案件139件,其中犯罪活动总金额在万元以上的7人,个人非法所得万元以上的3人,5000元以上的9人,1000~5000元的75人。在依法判处各种刑罚的202人中,国家工作人员2O名。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7万余元。1983~1986年,青岛市审结经济犯罪案件1538件,其中投机倒把34件,贪污93件,行贿7件,受贿46件,盗窃120l件,诈骗147件,制造贩卖运输毒品3件,乱砍滥伐林木7件。

1983年8月至1986年底,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中共中央依法从重从快的决定,对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以下称严打)。为适用严打需要,市区两级法院从组织上作了相应的调整,一切服从严打,把可以集中的力量优先集中到打击刑事犯罪中来。1983年8月10日前,法院共有刑事审判人员89名,严打后,刑事审判人员增加到171人,同年12月底增加到274人。

为了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动与公安、检察部门配合协作,在预审起诉过程中,提前阅卷,核查证据,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力争解决问题在起诉之前,以使案件在起诉后能够及时尽快交付审判,从而提高了办案效率。如1983年8月10日至年底,审判案件的结案期限,18天内结案的1194件,一个月内结案的316件,一个半月内结案的83件,平均审期为18天,其中审期最短的只有6天。如刘健全杀人案,该案案发当天,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立即派员赶赴现场,会同公安机关、检察院共同勘查现场,并抓紧核查事实,搜集证据,积极做好开庭审理的各项准备工作。6月3日案件起诉后,法院即组成合议庭,6月4日审理终结作出判决,连夜派专人报送省院复核,省院于6月6日予以核准。6月8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南区第二医院门前依法公开宣判刘犯死刑。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严打”中,对杀人、强奸、奸淫幼女、翼伤害、拐卖人口、强迫妇女卖淫、放火、投毒、爆炸、抢劫、重大盗窃、诈骗、非法制造运输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流氓引诱容留妇女卖淫、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罪依法从重从快进行惩处。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判处死刑;投案自首、真诚坦白交待主要犯罪事实的罪犯,在量刑时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对确有立功表现的根据其立功情节给予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对有精神病症状的人作精神病鉴定后再依法决定其应否负刑事责任;对过去已处理过的一般违法犯罪分子,未发现新的犯罪或漏罪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不重新判处。市中院为确保办案质量,加强了调查研究,在审判中快审快判,不在审判环节上贻误时机。对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不在枝节问题上过多纠缠;对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草率下判;对已上报省院复核的案件,一旦发现有错,主动请求撤回重审。如杨元华杀人放火案,对该犯宣判死刑后,法院发现该犯背后有人教唆,原判死刑不当,且涌了教唆犯,中院主动请求省院将此案发回重审。中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严格区分罪重与罪轻的界限,注意正确适用法律,纠正一审中量刑不当的案件。如蒋万行上诉案,原审以重伤案判蒋8年徒刑,二审认为蒋的行为属防卫过当,且有投案自首情节,依法改判拘役4个月。

“严打”期间,为更好地处理案件,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人大常委拿的主埒下,先后两次召开全市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与会各界代表认真讨论研究了由中院一审判处的49案143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罪行及处刑意见,并对其中部分罪犯的处刑提出了修改意见。中院在审理王福金杀妻(未遂)一案时,量刑意见分歧很大,一时难以统一。为慎重起见,中院先后到政协、妇联、街道和被告单位等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听取了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反映,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宣判后,被告服判,受害人满意,群众拥护。

1983年8月10日“严打”开始至1986年底,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处理案什3363件5105人,某中判处死刑l12人,判处死缓28人,判处无期徒刑60人,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199人,判处10年以上不满15年有期徒刑592人,判处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1684人,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1861人,判处拘役31人,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的196人,管制32人,其他15人:免予刑事处分81人,宣告无罪8人。

 

第三节  复查冤假错案

1978年下半年起,青岛市两级人民法院遵照中共中央和公安部文件精神,复查1966~1977年底,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为邓小平同志受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反革命案件(以下简称“三类案件”)、以“恶毒攻击”的罪名判刑的反革命案件(以下简称“恶攻案件”)和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而被错判的案件。截至1979年6月底,复查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案件50件58人,其中宣告无罪46件54人,改变性质(奸污少女)1件1人,免予刑事处分,3件3人。复查“恶玫案件”205件220人,其中:维持原判51件,宣告无罪128件,改判减刑或免刑的18件,改变性质减刑或刑期不动的8件。复查“三类案件”75件87人,其中维持原判13件,覃告无罪48件,改判减刑或免刑8件,改变性质减刑或免刑6件。

对“文化大革命”中错判案件改判后的善后工作,青岛市两级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等5部门《关于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善后工作若干问题的有关规定》精神,对改判无罪的,原属干部、正式工人的,联系原单位安排工作,恢复原职、级,在押判刑期间计算工龄补发工资;改判免予刑事处分的,关押期间计算工龄,不补发工资。

青岛市两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共中央(1980)42另文件《关于历史反革命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复查问题的通知》精神,对错定右派,加上历史问题(已作过处理)被两罪俱罚的错处理的案件均作了改判。截至1983年斥共改判处理398件。

1981年,青岛市两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81)法研字第28号、省院(81)鲁法研字第24号文件精神,又重新组织力量,对1966~1978年底判处的反革命案件673件746人进行了复查。宣告无罪4件4人,改变性质免予刑事处分1件1人,不以反革命罪论处的1件1人,裁定更换判决的9件9人。

遵照1979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精神,青岛市两级人民法院对起义、投诚人员被判刑的案件,凡是未进行复查的,不论本人或其家属有无申诉,都进行了复查。对起义、投诚人员投诚前的历史问题,严格按照“既往不咎”的政策,不论其历史罪恶大小,均不加以追究,巩因追究历史问题错判刑的,一律平反纠正。1979~1983年,共复查起义、投诚人员案件124件,改判114件。其中宣告无罪47件,既往不咎65件,免予刑事处分2件。在审查起义(投诚人员案件中,注意发现未提出申诉的起义、投诚人员案件的线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处理刘志荣起义、投诚人员案件时,从案卷中查出田杰亦系起义、投诚人员,对田杰予以平反纠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岛市两级人民法防共复查建国后至1985年底判处的刑事案件17252件,其中改判诬634件。在复查的案件中,属于1966~1978年判处的6889件,平反纠正1294件,1906年前判处5620件,平反纠正1581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1983年7月判处的案件3467件,改判纠正1307件。

1986年10月,中级法院组成五人领导小组专门进行复查案件王作,同时经中共青岛市委同意从有关部门调配干部充实中院复查力量。各区、县法院也抽调人员建立起复查班子。全市法院组成了185人的专门班子,其中从外单位调配111人、法院调配干部74人。

市法院进一步复查案件的范围是,1949年6月至1985年底两级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经摸底,需进一步复查的案件共15369件。其中:被告人或亲属提出申诉的11224件,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要求复查的130件占进一步复查冤、假、错案的依据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对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和基本性质确实搞错了的案件,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决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准的,都要坚决平反纠正。二、对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一般违法行为而被错判的或虽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不应以反革命判处的,均应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三、对有些案件从原判案卷中就可以判断属于一般错误言行,构不成犯罪的,应及时予以改正不必再去做繁琐的查证工作。四、对论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而错杀了的,应当撤销原判,宣告论罪应判的刑期,不该处死,属于错杀。五、对把普通刑事犯罪错定为反革命罪的,应当改变定性,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六、对原判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属实,定性准确,即使量刑偏轻偏重的,原则上应当维持原判,量刑过重,服刑期满的,原则上不再改动;量刑过重,被告人仍在服刑的,可以酌情减轻刑罚。七、对一些虽经复查仰维持原判的案件,但本人一再提出申诉,经审查又发现主要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要重新查证,不要草率作出结论。

青岛市进一步复查案件从1986年10月开始至1987年2月结束,共改判案件529件。其中宣告无罪507件,免予刑事处分2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