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由于地方志中记载了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的极为丰富的资料，被称为“一地之总览”。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后，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考察工作，都注意查阅当地志书，以了解当地历史情况，作为领导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借鉴，并且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自倡导和关怀下，在全国普遍开展了新编地方志工作。现将有关周恩来、陈云、刘伯承、胡耀邦、杨献珍、李一氓、董必武、徐特立、肖克、谢觉哉、郭沫若、薄一波、胡乔木等十三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整理、利用、指导地方志的资料辑录整理如下。

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重视对地方志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并做出了重要指示。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1956年成立了全国修志的指导机构——地方志指导小组（现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随后开展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修志工作。强调修志“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鉴古观今”。周总理生前还关心北京的修志工作，嘱托一定要编好北京志。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省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专门指示前线部队，要保护好以收藏明代方志和善本书而著称的宁波“天一阁”，使这个藏书楼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1958年8月9日，周总理在北戴河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邓衍林教授的谈话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是查找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除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资料，做到古为今用。”　1959年4月29日，周总理在其邀集60岁以上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举行的茶话会上讲：“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资料……”　1959年6月，周总理曾向中国档案局局长、地方志小组组长曾三询问地方志的编修情况，指示国家档案局：“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1961年8月，周总理在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视察观音桥林场时，查阅了吴宗慈在民国时期编纂的《庐山志》，了解观音桥的历史情况，他对江西省有关领导同志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嘛。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修好社会主义新的地方志。”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曾讲过：“过去编府志、县志，就有许多好办法，旧的底子总还有值得研究的东西。”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总理不顾余震危险赶往灾区慰问。为了了解当地历史上发生的震情，周总理查阅了当地的县志。9日晚11时，周总理在隆尧县邢台地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说：“查了县志，在这里1200年以前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纪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必须从中取得经验。”　周总理生前对北京志的工作非常关心。80年代初，分管北京市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向市委领导同志传达，周恩来总理生前嘱托：一定要编好北京地方志。

陈云　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对修志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中国地方志》原名《中国地方志通讯》，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机关刊物，决定从1986年正式改名。为此，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1985年2月5日给陈云同志写信，汇报目前地方志工作情况和进一步办好地方志刊物的设想，陈云同志看后非常高兴，于当月25日欣然命笔，为《中国地方志》题写了刊名。陈云同志对整理出版古籍十分重视（现存一万种地方志约占我国古籍十分之一—笔者注），作过许多指示。他说，古书如果不加标点整理，很难读，如果老一代不存在了，后代根本看不懂，文化就要中断，损失很大，一定要把这一工作抓紧抓好。古籍整理还不光是解决标点、注释，这还不行。现在孩子们念书还没有接触这些东西，所以不懂。要做到后人都能看到，要译成现代语气。整理古籍还涉及到繁简字体的问题。搞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这件事情一定要搞到底。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国务院于1982年8月23日成立古籍领导小组。

刘伯承　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元帅，戎马倥偬，转战南北。但是，他很注意利用作战的间隙，查阅地方志书，了解地情，并引证志书事例，教育各级指挥员注意总结经验教训。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的军队先后占领山西长治及周围的襄垣等县城，企图会同东面的国民党政府军，东西夹击，钳制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根据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部署，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率部于9月1日解放襄垣县城。9月3日，刘伯承司令员在襄垣县旧衙门所在地召开紧急会议。他开始就说：“我们坐的这个地方，你知道古时候县官用来做什么的？古时衙门，都修一个叫‘退思堂’的地方。意思是县官办完公事，先退到这里，思考当天办的事情有没有差错，能不能补救，所以叫‘退思堂’。今天在这里开会，也是要大家总结攻打襄垣城的经验教训。旧衙门的‘退思堂’是思善补过的意思。为什么唯有襄垣改为‘寅畏堂’？昨晚我翻阅《襄垣县志》，才发现乾隆四十七年，县令李家芳把‘退思堂’改为‘寅畏堂’。他认为退思堂有十大弊病，思过不如清心，清心不如寅畏。总之思善补过不如秉公执法，事先思考完善免得草菅人命。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周密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几项重要工作。”刘伯承在抗日战争初期立下一个制度，叫“每战必有总结”，以此教育提高各级指挥员。

胡耀邦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历来重视地方志。在五六十年代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湖南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期间，每到一个地方考察工作，都要查阅当地志书，了解当地历史情况和风土民情。80年代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后，“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认为修志工作“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强调修志要“实事求是”，并引证志书资料，教育干部“凡事以大局为重”。1958年9月胡耀邦首次视察南阳，曾引用《南阳府志》记载知府顾嘉衡判断诸葛亮是南阳人还是襄阳人的争论而写的一副对联。当时，南阳历史上有一个争论，就是诸葛亮究竟是隐居在襄阳，还是在南阳。当时有一个襄阳籍的翰林顾嘉衡在南阳做了知府，正碰上这场争论。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京都，皇帝把案子批到翰林院，翰林院又批给南阳知府。顾嘉衡觉得很难办。如果说诸葛亮隐居在南阳的话，他的老家襄阳人就不满意；如果说是襄阳人，他这个知府就很难做。于是，他想了一个方法，用写对联的方式来表达。这幅对联是：“心在朝廷原勿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就是说不要争论了。胡耀邦应邀给南阳地直干部作报告时，联系当时干部的思想实际，又撰一新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胜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说明“凡事要以大局为重”。1959年暮春，胡耀邦要到上海参加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他决定会前先去苏州进行调查研究，向当地负责同志询问本市本县的山川地理，历史文化，物产矿产和风土人情等多方面的情况。他一到苏州就借来《苏州府志》，在夜里阅读。　1962年11月5日上午，带职下放来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陪同，乘车由茶陵来到酃县，下午听取了县委书记郭步书的汇报，并商谈了一些工作后，即向郭步书要《酃县志》看。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到一个地方就要看这个地方的志书。他接过八本《酃县志》就看起来了，直到晚上12点多钟，硬是把它看完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对郭步书说：“你们的县志还是同治十二年修的，间隔时间太长了，太平盛世好修志，我们要把这个缺陷补上去。”接着说：“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神农氏葬在你们这里，这是酃县的光荣和骄傲呀！”稍停片刻问道：“现在炎帝陵怎样了？”当听郭步书汇报说1955年春节，因香客不慎失火，将大殿、行礼亭和碑房烧毁了，胡耀邦就专程来到炎帝陵，他看到的尽是残垣断壁和瓦砾碎片，紧锁眉头说：“太可惜！”走到古冢前看到还有许多香火和祭祀的人，他说：“陵殿虽毁，人们没有忘记先帝，还在怀念他，朝拜他。前人对中华民族始祖有这份感情，有这份能力建造这样规模宏伟的殿宇，我们也应当有这份感情和能力重修炎帝陵，只是时间问题。”24年后，即1986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闻讯炎帝陵已经重修时，欣然命笔为炎帝陵题写了“炎帝神农之墓”六个大字，镌刻在一块高3.2米、宽1米的汉白玉石碑上，立于重修的墓亭中央。中共中央于1964年11月16日任命胡耀邦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并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2月16日晚，他到汉中地委调查研究，17日整天开生产建设的座谈会。谈完工作后，同当地干部谈当地风景和风俗。胡耀邦问到秦岭上那一条金牛路是怎样得名的，只有一个干部知道五丁开山、金牛凿路的传说。胡耀邦又讲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的寒溪，传说寒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讲到这里，胡耀邦问：“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会上没有一个人记得。胡耀邦说：“　那首诗是：‘若非一夜寒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胡耀邦接着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他说：“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你们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　1979年7月9日，胡耀邦在中共山西临汾市委组织部李百玉关于《〈县志〉应当续订重修》的报告稿上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　1983年，他在四川视察时，问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王谦：“大家都在搞地方志，重庆在搞没有？”“搞重庆地方志的时候，要实事求是。这里是蒋介石的陪都，对国民党也好，对民主人士也好，哪怕是对蒋介石，有些事情也要实事求是，他有办了好事的地方，蒋介石办的也不都是坏的。”　2001年12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讲话中再次重提胡耀邦的这个指示，李铁映同志讲：“上个世纪80年代初，耀邦同志在重庆也曾提到志书问题。他说，重庆史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包括国民党当时在重庆陪都时的情况。所以，志书的价值在于它真实的存史，具有写真意义。”　1984年7月30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写信给胡耀邦，汇报全国地方志工作的情况和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求中央加强对全国修志工作的领导。耀邦对此十分重视，并在要求中央加强对地方志工作领导的后面批了：“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　1987年9月，胡耀邦还为修志题词：“盛世修志”。

董必武　中共创始人之一，曾任共和国副主席的董必武强调要修县志、地区志。认为地方志要“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一个因子或元素”，并且对方志的编纂内容、编纂原则、组织领导及对旧志的价值等作了一系列指示，对修志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959年夏初，董老来到湖北，省长张体学特意在红安（董老家乡）定做了一罐他从小爱吃的绿豆丸子。董老说：“去年八届十中全会时（原文如此，有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是1962年9月召开的——笔者注），你们给我送的绿豆丸子，我给主席、少奇同志和总理尝了，他们都有说‘好’。主席问我这丸子如何做？……主席说，应当把这些写在志书上，可惜旧志书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董老转向陪同他的梅白（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笔者注）说：“你将来要帮助黄冈地委修个地方志！——我看的《黄州府志》却很不如意。”接着，董老对修黄冈地区志作了指示，他说：“各县要修县志。但就现代史，尤其是近代史而论，旧的黄州府，今之黄冈地区，有许多活动是有地区特性的，很需要有全区性的记载。如农民运动、苏维埃运动、红四方面军及所属的红四军、红十五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活动。分县记载有分割之嫌，统一记述，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概念。就党委的领导来说，先后有鄂东北特委、鄂东地委、长江地委、鄂豫四地委、五地委、黄冈地委等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活动，不是一个县志能概括的。封建官僚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修了《黄州府志》，虽有许多时代局限性，但也保存了许多值得保存的东西。我考虑要修地方志，应增加以下内容：一是写政治、经济、军事的统一行动，着重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一定要有方言志、风俗志和食品志，如红安的绿豆丸子……等等。一是要写新的人物志。总之，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一个因子或元素。这样的地方志，历史愈久，则愈有价值。要修好一个地方志，要舍得功夫，舍得本钱（人力、财力），要有专人负责，一抓到底。要调动各个部门、各种人才的积极性。”　

徐特立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1961年在福建考察工作时，谈了有关编写新县志的问题。他说：“编史修志是件大事。我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对这件事都很注意。……这种旧的县志，不管它的写法怎样，但一般也都反映了那个旧的时代的特点——比如封建社会的特点。我们今天也要编写县志，当然和旧的县志不一样了。……县志是有时代性的。县志的内容必然也应当反映出时代的特点。比如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问题。”“材料要广泛搜集，占有了丰富的材料，才有条件选择。材料的来源也是个问题，不能只看机关档案里的，人民群众那里也会有丰富的材料。搜集材料这是第一步，编写的时候再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搞县志，也要搞省志。不要怕搞不好，搞出来后再广泛征求意见，逐渐修正，好的东西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出来的。”　

胡乔木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是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第一届新编地方志的主要倡导者，推动者和编纂理论的主要指导者，对修志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和针对性的意见和要求，对推动本届修志在全国的普遍开展和确保修志工作沿着正确轨道顺利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春，新华社总社把刘白羽（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和穆青（解放后曾任新华社社长）召到刚解放不久的北平，让他们任特派记者随军南下。南下时，当时兼任新华社社长的胡乔木在香山约见他们，指出：“你们每到一个地方，可以先查找县志，从中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情况以及风土人情，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详细地大量地占有材料，把情况吃透，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文章才能写得有深度，有立体感，生动活泼，让人爱看。”　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要普遍开展新编地方志的工作。他说：“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体例，继续编写地方志。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家，说我们把中国历史学这样一个好传统割断了。”　对这个讲话，80年代以来及目前一些方志刊物出现两种不同的引文，一种就是方志学界流行的“三新”的概括，就是“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1994年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第二期全文发表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时，也是“三新”的提法，但是据有的省出席那次会议代表的记录是“四新”，即在“三新”之后加上“新的体例”，并且得到胡乔木的同意。笔者认为，应当尊重胡乔木本人的意见，以“四新”为准。　1986年12月，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期间，胡乔木在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梁寒冰等同志关于全国修志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读了给他送去的一部清代旧方志、一部民国时期修的志书、两部80年代出版的新编地方志。之后，在12月24日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指导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方法。他认为地方志应当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书，对地方志的本质属性作了科学的论述。他说：“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尽管它不是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但是它究竟还是一部科学文献。”　胡乔木认为篇目设置要合理科学，他说：“旧的地方志作为一种资料书是有价值的，但它的科学性很差，……新的地方志……不仅要门类设得比较合理，在门类的叙述上比较得当。而且要力求表现出多门类的相互关系”。“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记述方法方面，胡乔木说：“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到的方面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都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应该要求地方志做到一句也不能多，一句也不能少”。胡乔木十分强调志书质量问题。1991年10月17日，在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郦家驹的工作汇报时，主要是谈志书的质量问题。胡乔木强调：“编写新的地方志，一定要重视质量，不能只强调速度。”“地方志一定要写好，如果搞得不好，宁可慢一点，不能赶任务。我是倡导修志的，但是我不赞成起哄。编写地方志必须具有严谨的学风，志书中的任何一个门类都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胡乔木认为要提高志书质量，关键在于提高修志人员的素质。他说：“我们说要重视质量，关键是人选要合适，否则地方志不可能搞好。”“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本来不是行政性的事。”“修地方志，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过去修志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