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俗称家谱、家乘、族谱，又称统谱、世谱、宗谱、房谱、支谱等，虽叫法不同，但内容是一致的。它是中华先民血缘相亲、守望相助的实录；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按辈份排列的血缘宗族内的人际关系网；是记载以父系为主体的家族族源、繁衍生息的图集；是家史和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世系、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它与正史、方志构成中华历史大厦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王鹤鸣《史界瑰宝不朽盛业—近百年来开发中国谱牒资源简述》，《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4期）。

谱牒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及风土人情等。因其数量之多、历时之久、流传之广的特点，对于研究各历史时期、各地域，乃至各民族、部族和家族的历史，具有其它文献无法取代的价值，是一巨大而又十分难得的文化史料资源宝库，它不仅提供人们寻根问祖的文字佐证，而且在更深层面为诸多学科研究如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方志学、经济学、教育学、人口学、移民史等学科提供资料。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说：“而今我国史学领域尚待开发的两大‘金矿’为地方志和族谱。”可见谱牒研究的重要意义。基于此，2011年8月，即墨市谱牒研究会成立，到2014年12月底，已将全市237个姓氏的族谱征集到153姓，计512种1550册。接待外地来访及寻祖者150余人次。经研究会提供线索和帮助联系，在即墨圆了寻根问祖心愿的30余人次。编辑出版了《明清即墨黄氏诗钞》《即墨历史人物年谱》《即墨村落姓氏概况》及7期《即墨谱牒》等。同时，在谱牒研究中，发现许多珍贵史料，弥补了正史的不足，本文以即墨市谱牒研究会成立4年来的研究发现为例，谈谈谱牒的编修与利用。

谱牒编修渊源

谱牒是伴随家族制度而来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可谓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周朝设史官修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掌管宗族世系的官员，负责王族修谱。战国史官编写的《世本》，就是一本自黄帝以迄春秋时诸侯之氏姓、世系、居地的谱牒合编，被史学界称为我国第一部谱牒专著。秦汉时期，随着帝王、诸侯、士大夫谱牒的出现，谱牒编修在世家大族中已相当普遍，以《汉书·艺文志》所载《帝王诸侯世谱》、应邵的《士族篇》、颖川太守的《聊氏大族谱》、杨雄的《家谱》为代表（曾学榕《谱牒研究利用与方志编纂》，《福建史志》2002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社会、婚姻等方面注重门第，强调血缘关系的尊卑，修谱之风十分盛行。《隋书》记载：当时的谱牒已达百余种。唐朝设宗正寺，官修《氏族志》《姓氏录》等。唐朝以前，修谱都以官方为主，五代之后，从官方流行于民间，此后民间修谱日盛。宋代名家欧阳修、苏洵、黄庭坚都亲撰族谱，被后人尊为范本而效法，谱牒编修形成一个高潮。明、清两朝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朝廷设宗人府，掌管皇族谱籍。民间修谱也日益兴盛，基本形成30年至50年续修的共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谱学研究基本停止。家谱大多深藏民间、秘不示人。历次政治运动使家谱成为封建残余被扫地出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民间旧存族谱大部分惨遭焚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台、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逐渐兴起，至20世纪90年代后，民间有“政府在修志，百姓忙修谱”之说，反映了续修家谱又一个高潮的到来。

谱牒的重要史料价值

谱牒资料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解决了很多历史谜团，特别是诸多未载入正史的历史人物谜团，所以谱牒资料的积累，成了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宝库。

谱牒的体例大致有序、凡例、姓氏源流、先世考、像赞、恩荣录、祠堂、坟墓、族产、族规、家礼、世系、传记、仕宦录、艺文、字辈等。

谱序，有些家谱的序文随续修次数的增多而多达几十篇，囊括旧序、重修序、续修序、本族人写的序及外族人写的序文等。内容包含：姓氏渊源、宗族历史、迁徙情况，历次修谱缘由等，是了解、探询、研究族谱的切入点，是家族世系源流的重要史料。

姓氏源流、先世考主要记述族姓的历史源流、得姓始祖及派系、迁徙等情况和郡望、堂号的历史典故等，可为研究人口、移民等提供重要资料（曾学榕《谱牒研究利用与方志编纂》，《福建史志》2002年第3期）。

即墨市谱牒研究会在收集整理谱牒资料时，通过谱序、姓氏源流等，发掘出诸多姓氏迁移资料，为研究明初即墨移民提供了重要参考。据各家族谱记载，明初移民来即墨的多来自云南乌撒卫的军户。金口镇南阡、古阡村《金氏族谱》称：其先祖来自云南乌撒卫乐歌屯。而北阡村《房氏族谱》则称其始祖来自乌撒卫之乐古屯。两者应来自一地，乐歌屯、乐古屯应为口传之差异。四舍村《武氏族谱》载：其始祖来自云南乌撒卫银子桥。这些军户应是明朝初年设置鳌山卫时由乌撒卫等地调入即墨的军户，如今即墨市通济街道张家西城、窑头，城阳区的小寨子，市南区浮山所等村的张姓，他们的始祖就是于洪武年间从云南乌撒卫调到鳌山卫或浮山所来担任卫指挥使和百户的。另一批来自云南的军户则是明永乐初年“靖难之役”后的军事调动。如牛齐埠《董氏族谱》载：明永乐二年，始祖董志清由贵州大定府威宁州迁居即墨牛齐埠。”威宁州的治所即乌撒城。2015年，该董氏家族曾派人赴贵州威宁县寻亲问祖，和现住安顺黔中的董姓族人通过双方族谱验证，两地董姓人氏同为董成之后。其祖董成曾任江西属卫指挥，洪武十四年随傅友德大军征云南，后留驻乌撒卫。建文四年，其子应调赴山东抗拒燕军，兵败后，于永乐二年调即墨驻牛齐埠。同时，他们还找到了迁出地乌撒卫之狮子街（今威宁县城中）。今华山镇小埠《李氏族谱》载：“明永乐二年李姓由小云南毕阳县（今毕节县）东门里迁居即墨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疃。”另据店集镇青山西村《邵氏族谱》载：“明洪武三十五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戍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青山之前。”据不完全统计，明初，即墨境内属于鳌山卫、大嵩卫、雄崖所、浮山所的军屯即有52处。这些由云南迁来的军户其祖籍大多数应是江浙、安徽一带，当年曾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后又随傅友德等远征云南，再由云南迁来即墨。如鳌山卫韩氏先祖韩成祖籍安徽，因随朱元璋起兵有功，三个儿子俱授官分驻各地。其三子韩瑞龙于洪武十四年自济南临清县随傅友德军征云南，洪武十五年，驻乌撒卫。韩瑞龙生有九子，其六子韩德调任鳌山卫千户，即今鳌山卫韩姓之始迁祖。

族谱中的荣恩录、传记、仕宦录、墓志铭等可为人物志提供重要资料。恩荣录主要记载朝廷、政府、达官显要对先祖及其家庭成员（父、母、妻、儿等）的封赠、褒扬及与本族荣誉有关的文字，通过核实，可为人物、文化、建设等专志提供资料。传记与仕宦录主要记载族人事迹、科第、任职等情况，是人物传、表的重要资料来源，也能为其他专志提供资料。此外，部分族谱中载有家族重要人物的墓志铭，也是人物传的重要资料来源（曾学榕《谱牒研究利用与方志编纂》，《福建史志》2002年第3期）。如南泉镇《王氏族谱》载有其先祖王禄兆的墓志铭。王禄兆，即墨栾埠村人，官至云南按察司副使，二轮编修市志时，因无资料可考，未录入市志，此次收集到的南泉《王氏族谱》王禄兆墓志铭中详细记载了其生平，加以整理，形成其完整的人物传略，为下轮编修市志积累资料。

祠堂、坟墓的记载可为文化志编写等提供参考。族规、家礼内容复杂多样，涉及规范族人日常行为、祭祀、婚姻等方方面面，可为风俗、精神文明建设等专志或章节提供资料。世系、世录资料等可为志书的人口、文化、卫生等专业志提供素材。艺文部分可为志书的文化篇提供第一手资料（曾学榕《谱牒研究利用与方志编纂》，《福建史志》2002年第3期）。

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谱研究自然是地方史志研究的基础。家谱的资料具体、详细、准确程度是其它来源的史料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做好谱牒资料的收集整理对开展地方志工作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新时期谱牒研究利用与地方志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轮修志中，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也对谱牒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重要性给予充分重视。1985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文，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

一是深入挖掘开发谱牒资源，为史志编修积累丰富资料。家谱所记载的信息资料与市志各专业志、篇、章密切相关，有很多资料都可以作为市志的第一手资料，有的信息内容可以为当时的社会状态提供佐证和说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一部家谱就是一个时代某个地域的社会发展缩影，也能最真实地反映社会形态，因此，挖掘整理谱牒资料，为编纂市志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陈平军《浅谈县志编纂如何利用家谱资料》，《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8期）。当前，家谱资源宝库基本处于尚未开发状态，史志工作者接触到的谱牒资料较少，再有时间、精力所限，很难系统地对谱牒资料加以开发利用。如即墨市谱牒研究会收集到的512种1550册谱牒资料，基本作为工具书，有前来寻根问祖的查阅资料用。如对这些资料投入精力进行研究整理，定能发掘出许多珍贵史料。

二是科学利用谱牒勘误功能，弥补正史之不足。即使是官书、正史，在编修过程中难免会有遗误，谱牒资料记录的大都是一手、真实的资料，很多情况下与正史记录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要综合其他史料，辨别真伪，弥补正史之不足。如即墨市谱牒研究会黄济显会长通过研究整理谱牒资料推断“雄崖守御千户所应该最晚建于洪武三十一年，并且不隶属于鳌山卫。”推翻了《即墨市志》记载的雄崖守御千户所建于明洪武三十五年的记述。黄济显会长在研究中发现，即墨谢氏家族从二世祖谢敬至十世祖谢重九，世袭雄崖守御千户百户职，《谢氏族谱》在“九世祖谢加佑公袭职供状”中记载：“具状人谢加佑，年二十一岁，系山东都司雄崖守御千户所已故百户谢承勋嫡长亲男。状供有一世祖谢成系河南布政司归德州，在城东北隅人┄┄二世祖谢官保，学名谢敬┄┄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到莱州卫，蒙魏国公，拨附雄崖守御千户百户，本年七月初一日到所。”这个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雄崖守御千户所最晚建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是雄崖守御千户所不隶属于鳌山卫，直辖于山东省都指挥使司。而即墨有志书以来的五部志书（万历版《即墨志》，乾隆版、同治版《即墨县志》，1991年版《即墨县志》，2007年版《即墨市志》）均记载雄崖守御千户所建于明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

三是辩证利用谱牒资料，去伪存真，取其精华。虽然谱牒资料具有重要价值，但并不是家谱中的资料都可以直接引用，应该辩证地运用。由于家谱修于封建时代，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带有种种局限，这是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所以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加以分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资料，才能合理利用。家谱都是人写的，主要编纂者有意无意之中会把自己比较亲近的人、物重点介绍，有时就会出现不客观、不全面的现象，如何处理这些素材，主要的办法就是结合同时期的常例或者其他的佐证资料进行比较鉴别，用客观务实的态度去运用，而不是一味地引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家谱资料的历史功能，为续修市志服务（陈平军《浅谈县志编纂如何利用家谱资料》，《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8期）。

四是发挥方志理论优势，指导新时期谱牒编修工作。如今，家谱编修正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不少家族开展续修家谱工作，即墨市谱牒研究会先后对即墨杨氏，蓝村黄氏、孙氏，鳌山卫杜氏、何氏、焦氏，城阳王氏，小庄王氏等诸多姓氏进行续修族谱业务指导（其中2014年对韩村宫氏、黄甲山纪氏、灵山姜氏、牛齐埠董氏、楼子疃孙氏、王家庄王氏、张家西城刘氏、索戈庄朱氏、鳌山卫西里村冯韩褚张钟五姓等10多个姓氏进行修谱业务指导），指导编印《周氏族谱》《黄氏族谱》《蓝氏族谱》《孙氏族谱》《江氏族谱》等35姓，现正在编印的有10余姓。笔者认为，新时期谱牒编修应和市志编修互为利用，相互促进。谱牒发挥资料优势促进市志编修，市志发挥其理论优势，指导新时期谱牒编修。市志是官书，体例完备，资料丰富，记录严谨规范，有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支持，而族谱是民间自发的，不同地区体例各不相同，很多谱书记录形式单一，很难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要利用方志理论优势，正确指导新时期谱牒编修，使其体例更加完备，记述更加客观规范，资料更为丰富详实，更好地为家族和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