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满怀对史志工作的一腔热血，深情道出了自己40年来从事编辑生涯的宝贵经验。字里行间，饱含老一辈编志者的无私情怀，毫无保留地向我们敞开了他修志凝结的智慧宝库。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适值新一届续志工作刚刚启动，静下心来，认真阅读史老的这篇肺腑之作，必将大有裨益。　
　　文章强调知识结构、学术素养以及责任感对于编辑工作的重要性。惟此才能在编稿时准确找出问题，提出可行的修改意见；编与学是统一的，编学相长；编辑是一种以文稿为对象的特殊服务工作，需要有为社会负责、甘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精神；编辑还是一种严肃的科学工作，要对文稿中的旁征博引仔细查对，确保无误；编辑工作还要发扬团队精神，既各司其职，又要团结协作，才能最终保证文稿质量。　
　　我于20世纪50年代末初涉方志工作，1982年重返修志岗位，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有若干感受，谈出来与同仁们交流探讨。　
　　1958年9月，我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具体从事《山东省志资料》的编辑工作，从那时开始在编辑岗位上干了近40年。编辑出版界的前辈，不少是有了学问，然后做编辑，而自己是带着有限的专业知识离开校门便踏上编辑岗位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时常觉得面对需要处理的书稿心中没底，有一种难以驾驭把握的感觉。毋庸讳言，这与知识有限，不敷应用有关。50年代末编辑《山东省志资料》，1973年起在《文史哲》做史学编辑，1982年以后至90年代主编《山东史志资料》、《山东史志丛书》，而后又负责《山东省志》部分分志的总纂，我都曾有过这种感觉。细想起来，这是正常的，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给自己增加压力，迫使自己不断地学习求索，学于编中，学为编用。编辑地方史志类刊物及总纂省志的分志，需要学习查考的基本上是地方史志方面的论著与资料。而《文史哲》则不然。《文史哲》的稿件来自全国各地，论题函盖古今中外，一般说来稿件的学术性理论性较强。处理这类稿件，知识之不足更觉明显，需要学习查考的东西更多更广。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要阅读与论题相关的论著，了解当时的学术动态，必要时还须查考所用资料的来源，理清论据的来龙去脉。下了这番功夫之后，再去阅读处理那些稿件就踏实多了，对稿件的优劣长短、学术价值、可用还是不可用，就容易拿出比较客观恰当的意见。对那些有一定价值，但需进一步修改的稿件，也能较准确地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中肯可行的修改意见。这样就为稿件的筛选把关创造了条件，对保证发稿质量很有益处。可见，要做好编辑工作，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业务技能。　
　　通过前几年执行总纂《山东省志》的《大事记》（上卷）及《孔子故里志》等分志，对编与学的关系体会更深。该卷《大事记》上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下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余年间发生在山东境内的自然与社会及人物活动等方面的大事要事都在记述之列。具体总纂这样一部面广量大、内容浩繁，质量要求严格的《大事记》稿，深感责任之重大，愈觉学力之不足。多年的实践告诉我，遇到这种编纂难度大的书稿，除了下笨功夫，边学边编外，别无他途。在总纂《大事记》上卷的过程中，在省史志办公室曹文明同志的协助下，紧张工作18个月，翻阅查考各类图书资料数十种，从中了解了许多原先并不太清楚的人和事，学到不少东西，特别对近代山东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表现出的区域特征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发现并纠正了原稿的不少错误，对其中部分条目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依据历史资料新增条目二万余字。而这些增删与修改，得到了原作者的肯定与认同。尽管经过总纂的《大事记》（上卷）稿仍有疏漏之处，但资料更加翔实，内容更为丰富，总体质量有所提高。我体会到编学相通，编学相长，编与学是个一体化的过程。　
　　多年的工作实践使我认识到要当好编辑，一是要有相当的专业知识，二是要有为社会负责、甘于为他人服务的精神，在某种情况下，后者更为紧要。编辑工作的服务性很强，又与一般的服务工作不同。通常的服务工作，有形有色，个人投入越多，获益越多，投入与获益是统一的。编辑工作则不同，编辑服务的具体对象是作者的文稿。一般说来，质量上乘的稿件编辑投入的较少；内容可取，写作上存在问题较多的稿件，编辑的付出会更多。后一种稿件大抵原有基础较好，或有新的见解，但枝蔓过多，重点不彰。有的平铺直叙，主次不分，；或占有资料较多，但不能有选择地将过硬的资料用在刀刃上去阐发说明问题，以致造成资料堆砌，冗繁芜杂，主题不明显。对此类稿件有时提出意见，请作者修改。也有相当一部分稿件，作者同意由编辑加工处理。这就需要在细心阅读的基础上，明确稿件的得失，把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删繁就简，强本弱末，压缩水分，撮取精要，彰明重点。经过修改的稿件发表了，作者是当然的受益者，而编辑的心血融入作者的文稿，付出的劳动蕴含在文带来的社会效应中。默默无闻的编辑是很少有人想得到的。记得在《文史哲》编辑部期间，有一篇考证郑和下西洋的文章，题有新意，资料亦较丰富，但写法问题较多，作者不忍割爱，交由编辑处理。我对原稿作了较大修改，得到作者的首肯。作者过意不去，提出共同署名，算作合作。处理稿件是编辑的职责，我谢绝了。结果稿子发表之后引起较大反响，作者知名度大增。编辑是为人做嫁衣，光彩的是别人，辛苦的是自己，从编的同仁们却忠于自己的岗位，诚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应当说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一个好编辑，首先应具备这种甘于辛苦、默默奉献的精神。　
　　编辑的奉献精神还表现在编辑工作与个人的专业研究在时间和精力上有矛盾、难得两全时的选择。案头上放着两份稿子，一份是自己的，一份是社会来稿，若把精力倾注到个人的稿子上，他人的稿子是肯定编不好的。同样是编辑工作，编辑的内容不同，所在单位不同，个人经济收益悬殊会很大。若受利益驱动，旁骛其他，势必对本职编辑业务三心二意，缺乏热情，编辑质量就难以保证。若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放弃的只能是编辑本人所钟情的专业研究。大学毕业前，我有三篇文章先后在《历史研究》、《文史哲》和《文学月刊》发表，还协助童书业教授完成了《中国瓷器史论丛》的出版。尽管发表的那些东西学术面较窄，但说明我已初步掌握了史学研究的门径与方法。若有条件继续研究下去，取得的成果可能更多。由于毕业后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大好年华，全部精力投入了编辑业务，自己的研究只好中断，研究成果就不足言谈了。大学毕业前与出版社签订的书稿合同也始终未能完成。对个人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这些年来编辑总纂了一些东西，光阴不曾虚度，总算为社会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告欣慰。　
　　编辑是服务性工作，也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做编辑与从事其他事业一样，思想上要有社会责任感，作风上要严谨细致，工作上要踏实认真。粗枝大叶，马马虎虎，精力不专，敷衍塞责，知识再多，学历再高，也是做不好编辑工作的。记得1956年我因病休学，学校安排我在校半日工作，岗位是在古代史研究室当资料员。当时童书业先生正在撰写《中国瓷器史论丛》，要我查对引文资料，并指导我写作一篇关于清代唐窑的文章。书稿完成后寄往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久出版社回信说书稿已读过，并查证了所有的引文资料，未发现资料错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前辈们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竟不辞辛苦逐条核查资料，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打动了我，也深深影响了我。自己做了编辑之后亲身体会到返原核对资料是编辑工作的一项基本功，也是保证书稿质量极为重要的一环。好些书稿博引广泛，资料来源涉及经史子集等多种图书资料，查证起来费时费力，枯燥琐细，看似简单，实非易事。事实上不少稿子一经核查便会发现，所用资料有的被断章取义，有的文字错误，也有的与原出处不符，直接影响了稿子的科学性与可信性。个别书稿因资料不确导致论述错误也是有的，所以说缺乏资料返原核查这一关就很难保证书稿的质量。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心存侥幸。80年代我受齐鲁书社的委托，编辑整理童书业先生的遗稿《中国古代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对其中绝大部分资料做了查对，限于资料存藏，有少数几条未经核查，该书出版后收到南方一位读者的来信，对其中的一段资料提出询问，恰好这段资料是未经查对的，也就说不清楚资料的来龙去脉，只好请浙江社科院专治明清经济史的陈学文教授代为回答。可见编辑需要做过细的工作，不可稍怠。只有做到精益求精，才能保证书稿的质量。　
　　工作中还有这种情况，就是编纂大型书稿。大型书稿门类多，字数多，编纂难度大，交稿大多还有时间限制，需要一个能胜任的团体合作才能完成。团队的牵头人要有团队意识，团队成员要有为书稿共同负责的责任感。组织者在组织安排编纂业务时，要注意团结团队成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才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编纂中团队成员要人人把好关口，把发现的问题尽可能解决在自己手中，争取做到不把编纂不够成熟的稿子交给下一个环节。工作中各层次、各环节要相互照应，相互补充，拾遗补缺，递相负责。不能只看经过了几遍几审，更要看稿子编辑加工是否成熟到位。只有环环相扣，集中大家的才智，依靠各层次的劳动积累，最终才能保证一部大型书稿的质量。若把问题较多、加工不成熟的一大堆稿子集中到最后一个环节，任何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即使勉为其难，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质量问题。　
　　回顾自己的编辑生涯，应当说为社会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但经编的稿子也存在不少问题，心里也留下不少遗憾。社会不断发展，知识也在不断地丰富，衷心希望后来者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